中乙球队的生存状况如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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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边北国、四川FC、辽宁宏运、上海申鑫、福建天信、湖南湘涛、山西信都……2020年冬天中国足坛的悲景,实质是2019年夏天就该爆发的一系列解散狂潮、由于彼时政治维稳(国庆+足协换届)被强制压下而苟活半年之后的复爆。

① 近十年时间某中超顶层巨头掀起金元巨浪,以非职业非科学的薪酬和转会费,打破、重塑了买卖规则,致使整个中国足球市场的供求生态不平衡被进一步的放大,底层投资人的经济压力空前高涨;

② 中国足协不顾现实,对中甲中乙施加过于严苛的青训准入审计,一刀切式地要求中乙俱乐部建立超出自身成本承载力的梯队队伍,将本该属于顶层设计、举国架构内的“国家任务”即青少年青训,丢给了连成年队都养活困难的中乙俱乐部,这也导致了中乙太多用虚假梯队蒙混过关的情况。想想,青超联赛某些场次夸张的比分怎么来的?

强制要求中乙设立梯队,涉及的人员选拔、训练食宿、教练薪酬、小球员背后的家庭教育沟通………这些或硬性或软性的成本,全都压在了中乙投资人的身上。

这就使中乙俱乐部的功能定位产生了疑问:中乙到底是公益性质的普及性联赛,还是求生存谋发展的职业联赛?

至少目前看来,后者应该是中乙的诉求,毕竟普及性的任务应该更多交给校园联赛(可惜我国的中小学校园联赛的推广运营也不算成功),但是打造职业联赛的这个诉求,现在的中乙完成得很失败。

顶层的最高级别职业联赛,如中超,我一直主张政企分离、建立职业联盟、足协减少行政干预;但是底层的民间青训,其依托主体必须是国家力量。

因为资本都是短视的,中甲、中乙投资人的目的只可能是成年队短期内快速出成绩、为母司业务的宣发形成助力。

绝对不可能指望资本家去“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”地搞青训,那是天方夜谭。如果管理部门带有这样的愿景、以致于颁布强制性政令,那只会成批量地吓退基层投资人。

就像研发一部手机、鼓弄一个软件,这样快速变现的产品,可以交给民间资本去钻营;但是如高铁、地铁、国际机场等成本回收周期漫长的民生项目,必须依靠国企、依靠土地公有制的制度,才能迅速实现。

即便是民营资本操持青训,大部分都会落入到“功利青训”的桎梏中无法自拔。低年龄段的青超联赛,乱开大脚、只知拼身体和速度的现象屡见不鲜,因为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:赢球拿冠军、回报投资人。

在6-12岁最该去热爱足球、在场上培养基本功和大局观的阶段,太多青训教练教给孩子不仅是“拼身体”、“开大脚”,甚至还有如何假摔、如何骗点球……

青训,必须依靠行政。这样的制度在过往,其实就是几十年来为中国体育输送了不计其数的人才的「省市体委负责制」与「体校制度」。

这样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体育人才培养制度,绝不该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大潮里被扔进垃圾桶。

举一个江苏足球的例子:2008赛季江苏舜天成功冲超,彼时队内几乎没有苏籍球员;而十年后的2017赛季,江苏苏宁易购以小组第一从亚冠出线%均为江苏本省球员。

变化原因何在?正是在2011年,江苏省足管中心恢复了省内13所地级市业余体校,重新开始启动足球项目。在此基础上,原足管中心开始下到基层选拔,组建江苏省各级梯队,战果斐然:

与举国体制一脉相承的业余体校制度,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与调动社会资源,从而形成体校-省市代表队-职业俱乐部-国字号队伍的输送网络。

我不禁要问:为什么与我国意识形态、社会结构、群体价值观极为相似的乌兹别克斯坦,能够把业余体校制度重新恢复起来,我们就不行?为什么社会制度和我们天壤之别的德国,可以借鉴前东德的业余体校制度,而建立“精英足球学院”,我们就得一天到晚学日本、学巴西、学越南……

当前中乙依然执行必须出场U21球员的刚性条款,违者自然是重罚。除了像青岛中能这样青训根基雄实的俱乐部,大部分中乙球队的U21均有应付政策之嫌,脑门顶上高悬着惩罚措施,不得已而为之。

相比于中乙的惩罚机制,日本J2、J3联赛从2020赛季开始施行的U21政策,则是带有鼓励性质的奖励机制:

① U21球员出场时间达标的J2球队,奖励300万日元(约19.2万人民币),J3球队奖励200万日元(约12.8万人民币)。

② 达标标准为:J2球队U21球员赛季总出场时间总计达到3780分钟以上,J3为3240分钟以上,门将出场时间双倍。

这样的奖励金额,差不多就是一名日本U21球员的年薪,等于是日本足协用奖励的方式,为俱乐部队内的某一名优秀菁英担负了工资。

如此举措,大大减轻了俱乐部的压力,因为并非强制,所以“有则领钱,无则加勉”。

由于中超的U23政策作祟,加之整体人才的缺贫,大部分极度优秀的U21球员(不需要靠政策也能踢主力)早早地就被挖去了中超或者海外镀金、脱离了中乙。

留在中乙的,都是相当稚嫩的娃娃。他们凭借政策获得了不合理的薪资,不但进一步增大了中乙投资人的压力,更是挤压了其他大龄主力的出场时间,也败坏了职业足球的风气。

因而,其实中国足协也可以对中乙进行奖励机制的U21政策,钱从何来?我之前说了无数遍了:就从已经累积达16亿人民币的中超外援调节费里拨款。

这外援调节费,既因为中国足协身为行政部门却没有收费许可证、又因为所谓的“足球发展基金会”受到国家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约束而不接受各俱乐部调节费名义上的“募捐”,而只能放在中超公司的户头——但这又因为足协自诩为商业社团,便又违背了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中的财务转移规定……

至于中乙显性的经济压力,我在想,为什么不能将中超预备队联赛和中乙联赛相融合呢?

用16支中超预备队顶替掉一大部分投资能力有限的中乙俱乐部,避免近两年来中乙已泛滥成灾的大规模欠薪、欠税、欠外债的乱象。

仅2019赛季,中乙就有超过1/3俱乐部存在欠薪。未发生欠薪的俱乐部中,能够保证按时按量、严格走合同发薪发奖金的,据我了解也不超过5家,大多都存在延迟和年终补发的情况。

更有球队存在一整年零工资的恶象,比如我之前独家报道过的湖南湘涛和福建天信()。

如果让背后母司资金雄厚的中超预备队来打中乙,则不会出现如此恶劣的经济困难,会进一步拔高中乙投资门槛、净化中乙投资环境,最终也得以维护中乙的商业形象,吸纳更多优质资本和足球家庭进入其中。

很多人担忧,那这些去打中乙的中超预备队,一旦冲甲、甚至冲超怎么办?那不就形成某俱乐部的内部德比?

关于这个,完全可以参考西班牙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。在西班牙,如果有西甲球队的B队参加西乙联赛,那么即使他排名前6(西乙的3~6名参加附加赛),也得把附加赛资格往后顺延,西甲B队在西乙仅是练兵诉求,不干扰西乙球队正常的升降级运转。

于是可能又会有很多人质疑:那中乙的水准会不会拉低中超预备队球员?这种观点属于对中乙的不了解。事实上,中乙的水平并不低,这里汇聚了大批从最高舞台退下的优秀老将以及25岁上下的菁英。

且由于特殊艰苦的生存环境,在中乙的某些阶段,往往是一场败仗就可能导致一支球队的瞬间死亡、一家俱乐部的瞬间解体,因而在这里是绝对的刺刀见红、分秒血拼。

可以去问一问上海上港、重庆斯威、上海申花、广州恒大等中超球队,一旦失去了外援,面对苏州东吴、合肥桂冠、南通支云、陕西大秦之水、宁夏火凤凰,到底好不好踢?

如此一来,整个中乙的投资门槛会拔高,而投资压力会减小,这样中乙暂时被叫停的扩军计划,也得以重新摆上台面(足协上一届班子搞的中乙扩军,纯属自嗨,亦是自杀)。

扩军一旦有节奏、有计划地开展,由各地方足协和政府即可有条不紊地去筛选更多有实力的投资人,中超特别是足球欠发达地区的荒漠省市的投资人,去带领家乡足球参与到这个基层大熔炉内,善莫大焉。

这样整个基层职业足球的根基也能固化,最直接的受益者,便是此前中乙联赛里由于球队的解散风险始终不消、而时时处于失业危机的超过800名职业球员。

稳定了就业,便又会反哺政府部门的维稳需求。否则,三天两头有中乙球员在地方政府门前拉横幅,这样的官场压力有多烦神,混过机关的都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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